引言
贸易政策的推行对“宏观经济”有哪些影响？总的来说，在早期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行理论研究时，学者们多是通过构建企业行为决策的局部均衡模型来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在这种模型设定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通过实物期权效应来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即企业者如果选择进入出口市场。
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
实物期权效应
当贸易环境恶化时，企业由于出口行为产生的部分投资由于是沉没成本而无法收回，这个成本就形成了企业的潜在亏损，如果企业选择等待，便有可能错失贸易环境变好时企业出口的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和潜在亏损之间的权衡让潜在出口企业的“观望”行为变得更有意义，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实物期权效应，“观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对出口企业的投资也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述作用机制是对经济不确定性作用机制的一种延伸与借鉴，该机制的提出可以追溯至迪克西特的研究。其中，有学者认为当投资项目不可逆时，高度不确定性会让企业有动力推迟投资和人员雇佣，当不确定性降低时，企业会增加投资和员工的雇佣。有学者研究强调了投资过程中沉没成本的重要性，他认为当企业投资的沉没成本较高并且面临着经济不确定性时，投资者的等待是有意义的。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给投资者形成了一个等待的期权价值。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迪克西特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现实依据，其基于哥伦比亚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证实了出口商进入沉没成本的存在，并认为该沉没成本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出口企业需要在前期积累一些关于产品进口国的市场信息，一旦在位出口商退出了出口市场，企业积累的进口国市场信息便开始贬值，企业如果想要重新回到出口市场中就需要重新搜集信息，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出口沉没成本对企业出口决策存在相对较大的影响，如果企业前期已经支付出口沉没成本，则该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将会比没有支付沉没成本的企业高60%。
有学者强调整体经济不确定性不同，有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政策不确定性上，并建立理论模型分析政府改革措施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政府新公布的改革措施太过激进，就可能导致市场主体难以准确预期未来的政策走向，甚至对政策的持续性产生怀疑，此时投资决策者会选择推迟投资或直接放弃投资，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改革措施本身的正面效应。
因此，与那些侧重于经济市场化的激进改革方案相比，强调政策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在投资和增长方面带来更好的效果。有学者进一步将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具体化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将迪克西特提出的理论机制运用于研究过程中，其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来源是进口商品所适用的现行税率低于潜在的最高关税税率，当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时，进口国有可能按照潜在的最高关税税率对进口商品征税，由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需要支付较高的沉没成本，因此进口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给出口企业带来潜在损失，进而阻碍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
为应对这一问题，不同国家的政府间可以通过签订贸易协定的方式降低潜在出口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风险，提高企业的出口可能性。为更好的描述上述机制，作者构建了一个具有异质性企业的局部均衡模型，通过随机过程的方式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推导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表达式以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预期利润之间的关系，并利用葡萄牙加入欧共体前后的贸易数据对模型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有学者提出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扩展，认为WTO虽然允许成员国调整30%的受约束税目的进口关税税率而不需要向受影响的且同为WTO成员国的贸易伙伴进行赔偿，进而无法有效的消除现行适用关税上升的可能性，但是WTO规定的产品进口关税上限低于各国自己制定的关税上限，此时，WTO成员国之间商品进口关税的分布范围就会缩小，因此各国加入WTO之后仍然可以通过降低出口企业潜在最高损失的方式来规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促进出口企业投资和国际贸易发展。
二、预防性动机
随着研究的推进，特别是在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等对国际经贸格局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以后，部分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在局部均衡框架下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而是尝试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在一般均衡框架下，除了前文所述的实物期权效应之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还可以分别通过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和企业的预防性加成产生影响：
（一）家庭的预防性储蓄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家庭的预防性储蓄行为。首先，当存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家庭难以对进口产品未来的价格形成稳定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将会大于确定性条件下面临同等预算约束时的边际效用，为了实现跨期效用最大化，家庭有动机增加储蓄并减少一部分的当期消费；其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劳动力需求量，进而导致家庭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当家庭无法有效通过借贷的方式来平滑其各期的消费时，便有动机增加预防性储蓄的份额来降低收入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上述机制在斯坦伯格研究英国脱欧过程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时得到印证，其结果表明，由英国脱欧方式多样性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加并导致经济下行，当家庭面临严格的借贷约束时，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加的幅度和经济下行幅度都变得更大。
（二）企业的预防性加成
企业的预防性加成是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无法准确预测未来进口商品的边际成本，在名义刚性的假设下，企业有动机提高产品价格加成率来应对未来可能的生产成本上涨。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通过价格调整成本形式引入名义刚性的模型设置中，企业当期的产品价格决定了其未来调整价格的成本高低，提高产品的当期售价会降低企业在未来进行价格调整的成本；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提高产品价格加成率后，即使未来生产成本上涨，其遭受亏损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而如果企业选择降低产品价格，就会在未来有更大的可能性出现经营亏损。
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相比，企业预防性加成提出的时间虽然相对较晚，但该机制的重要性却丝毫不亚于家庭预防性储蓄，当理论模型中产品的产品价格可以自由调整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只会导致消费在短期内出现小幅下降且消费和产出还会出现不同幅度的上升。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前期有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是站在企业角度进行局部均衡分析，在这种研究框架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机制较为单一，即只能通过“实物期权效应”对企业的出口参与决策产生影响。
近期相关学者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纳入一般均衡框架进行的理论研究，虽然大大丰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机制，但现有研究成果仍存在一定局限：有学者构建的模型中部门类型较少，且不允许家户或者厂商进行跨期借贷，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模型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解释力度；
有学者在其构建的开放DSGE模型中通过马尔科夫随机过程的方式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种引入方式要求研究者对贸易政策的几种潜在变动结果具有很强的信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框架的适用性，仅能针对可以明确预判贸易政策未来变化结果的事件展开研究；有学者通过关税税率二阶矩冲击的方式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该处理方法不仅假设较弱，而且能够充分体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具有“不可预知”的特点，为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所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
但其所构建的DSGE模型中并未包含企业进入与退出机制，即市场中没有新进入的企业，在位企业只是选择是否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并不会退出国内市场。该设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存在出入，因此在将该分析框架应用到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侧不确定性问题研究中时，需结合实际情况调整模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