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长江日报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
用口述史呈现当代中国工业壮阔历程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前不久，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丛书。这一“口述史”丛书规模宏大，时间跨度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本世纪20年代，研究对象既有共和国的“工业长子”，手握“国之重器”的央企，也涵盖乡镇、民营、外资企业。
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丛书主编、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教授。
■新书首发选择焦裕禄百年诞辰这一天
年8月16日是焦裕禄诞辰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焦裕禄生前长期工作的原洛阳矿山机器厂（中信重工集团前身，简称“洛矿”），举行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丛书新书《工人阶级劳动传统的形成——洛阳矿山机器厂口述实录（-）》《农业机械化的中国想象——第一拖拉机厂口述实录（-）》首发仪式。
“焦裕禄精神孕育形成在洛矿，弘扬光大在兰考”。焦裕禄一生为党工作18年，其中长达9年的时间（年6月至年6月）是在洛矿度过的，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首台Φ2.5米卷扬机在洛矿研制成功。
洛矿的光荣不止于此。从密云水库工程、长江三峡水电站、小浪底水电工程、中科院电子对撞机、原子能院强流质子回旋加速器，到C大飞机、神舟飞船、探月工程等，他们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装备的研制任务。
而毗邻洛矿的中国一拖集团，前身是中国第一拖拉机厂（简称“一拖”），和洛矿同为国家“一五”时期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中国第一台拖拉机、第一台压路机和第一台军用越野汽车的诞生地，著名的“东方红”商标就属于“一拖”。年发行的一元纸币上，那位女拖拉机手驾驶的，就是“一拖”生产的“东方红”拖拉机。值得一提的是，年10月26日，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展览会上，“一拖”发布中国首台无人驾驶拖拉机，引发行业轰动。
年，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带领20余人的团队，走进洛矿、一拖，对这两个厂各历史时期的亲历者余人进行口述历史访谈，标志着“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项目的正式启动。
“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旨在以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对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工业企业（行业）进行深入研究。研究院团队在洛阳期间，共积累了约小时的访谈录音、近万字的录音逐字稿、数百张历史照片及其他文献资料，最终在此基础上编辑完成《工人阶级劳动传统的形成——洛阳矿山机器厂口述实录（-）》《农业机械化的中国想象——第一拖拉机厂口述实录（-）》两本著作。两本口述实录的出版，为当代中国工业史和“新四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周晓虹告诉长江日报记者，除已经出版的这两本书外，团队已经完成了对鞍钢、大庆油田、三线建设和义乌小商品市场“前店后厂”四个对象的访谈，将陆续整理出版。
■“直道咱们也能把他超过去”
这两本书中，有各种人生，有各种生动的细节和故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筚路蓝缕、历经风雨、再创辉煌的艰辛历程。
比如，为了给女职工解除后顾之忧，洛矿和一拖在车间里设立了哺乳室，还建有幼儿园。后来这个厂也遇到了困难。最终是大家咬牙挺住了，这个厂子迎来了凤凰涅槃。
被评为“大工匠”的郑凤林，是吨自由锻造油压机的安装总指挥。当时德国派来一个技术总监，被称为“世界上装这种压机最好的人”。由于不同的技术方案，这人和郑凤林发生了激烈冲突，多次投诉他；工程成功后，这个人用力握了郑凤林的手；德方老板也说，你这个不单是优等品，而且是最好的艺术品。在书中，郑凤林讲了这个故事，他感慨：“咱们说弯道超车，其实直道咱们也可能把他超过去，但是必须得有点不怕死的精神。”
同样是为了这台压机，另一位“大工匠”杨金安，连续3天组织了吨特种钢水，完工后回家，开了一瓶酒庆祝，面条还在嘴里就累得睡着了。
付出是值得的，这台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是全球最大最先进的油压机，被业内誉为“自由锻造王国的一顶皇冠”，有了它，核反应堆的压力容器等高端装备就可以国产了。
同样有意思的，还有从华尔街返回洛矿的“85后”华方圆的故事。这位“矿三代”本来已经在美国立住脚跟，可是为了照顾得病的家人，在3个星期内处理掉在美国的10年积累回到洛矿。她上班第一个月，面对各种差异也感到水土不服，但还是撑住了，并且带进来一些新的理念和做法。
新中国的工业化，当代中国的制造业，这无比宏大的主题下有着千千万万建设者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为一幅壮丽画卷“补齐一角”。
■两本书的名字背后都有故事
读+：为什么会想到“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这个研究课题？
周晓虹：年，南京大学启动了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给了我很大支持，要求我拿出项目来。我自己也在想，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愧于国家。当时我觉得应该做一个东西，对新中国70年有一个交代。在社会学里面做农村研究的非常多，那我就做工业研究，并且选定了鞍山钢铁、大庆油田、三线建设、洛矿、一拖、宝钢等10个研究对象。
年1月，我带领南京大学、江苏省委党校、南京财经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多家单位共二十余位社会学、新闻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学者与博士、硕士研究生，走进洛阳，开始对洛矿、一拖进行访谈。
读+：已经出版的两本书，分别叫《工人阶级劳动传统的形成——洛阳矿山机器厂口述实录（-）》《农业机械化的中国想象——第一拖拉机厂口述实录（-）》，为什么取这两个名字？
周晓虹：在洛矿调研走访期间，我去了焦裕禄当车间主任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张长条凳，当年焦裕禄中午休息的时候就睡在这张凳子上。我当时听他们介绍的时候，我产生了“既视感”，似乎看到了焦裕禄躺在凳子上。从焦裕禄的办公室走到大车间，我看到站着二三十个工人，前面有一个工段长模样的人在给他们讲话。陪同的人告诉我，这是班前会，两班交接的时候要开会，这项制度建厂时就有。
我一看到这个场景，就知道这里有可以挖掘的东西。后来我就叫我的学生赶快去问问题、找资料。然后我们就写了一篇论文，年，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搞工业化的时候，怎么样把一群农民培养成大工业工人。要知道，从年到年，短短8年间，工人人数便从万上升到万，到年，工业领域的就业人数更是迅速增长到万。根据我们在洛矿的研究，诸如“班前会”这样的制度，还有焦裕禄这样的模范人物，在塑造工人纪律性、培养激发主人翁意识方面，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那篇论文的题目就叫《新中国工人阶级劳动传统的形成——以洛阳矿山机器厂为例》，这本书的名字也脱胎于此。
至于另一本书的名字，那就更有意思。我老家是东北最早搞土改的，就是小说《暴风骤雨》写的那个地方。我父亲翻身参军，他给我讲当年部队是怎样做战前动员的——我们为新中国而战，到了新中国，就可以“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战士们都听呆了，就问团长，耕地怎样可以不用牛。团长说，我也不知道，是听军长说的，军长说，到了新中国，耕地就用“康拜因”。那啥叫“康拜因”？军长也说不清。
今天我们当然知道了，“康拜因”就是Combine，联合收割机；而当年，一些战士就是怀着这样的憧憬和想象走上战场。
在调研一拖的时候，我发现很多老工人都有“既视感”，他们明明没有参加年的工厂落成典礼，但是都能绘声绘色地讲出谭震林副总理在典礼上的那句话：“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伟大时代开始到来了。
从我父亲讲的故事，到一拖老工人的“既视感”，这给了我很大启发，所以关于一拖的书，就叫《农业机械化的中国想象——第一拖拉机厂口述实录（-）》。
■对焦裕禄精神的弘扬体现了红色基因传承
读+：焦裕禄和焦裕禄精神，无疑是“洛矿”叙事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团队如何提炼和体现这一题材？
周晓虹：书里有一篇《焦裕禄精神不是一句空话！》，这个访谈是我做的，访谈对象是焦裕禄当年手下的小组组长，焦裕禄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除此之外，书中有多篇、多处都提到了焦裕禄，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讲述焦裕禄，还原了一个很生动具体的焦裕禄形象。
比如，在制造新中国第一台Φ2.5米卷扬机期间，作为一金工车间主任的焦裕禄与工人同吃同住，连续50多天没回家；对工人的家庭困难情况，他都了如指掌；在洛矿工作的后期，焦裕禄已身患肝癌，但用绳子勒着肝部缓解痛感，仍然奋战在生产一线。“这个人干活很踏实，不夸夸其谈，他是实干家，干得多，说得少。”
再比如，有老工人回忆：年、年，由于燃料缺乏，“拖家带口的就比较难了，尤其是北方的，因为在北方冬天有火炕，暖和，到这之后也没有火炕，也没有炉子。买煤、买肉也不太好买。焦裕禄就让行政科的人，去家里看望一下，把不要的板子劈了当柴火带过去”。一间宿舍发一个铁炉子、一张桌子、四把凳子、一张双人床。别的车间有人离开了洛矿，但是焦裕禄领导的一金工车间没有。
实事求是地说，洛矿认识焦裕禄精神、弘扬焦裕禄精神，是有一个过程的。尽管焦裕禄的整个精神世界是在洛矿塑造成型的，但一者因为焦裕禄为人低调、谦和，二者因为他是调出洛矿后在兰考县委书记的任上去世的，所以一开始洛矿并没有敏锐地意识到焦裕禄及其奉献精神对企业建设的意义。在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发表了有关焦裕禄的文章后，新华社来洛矿采访，厂里才组织会议开始学习，也主要是以焦裕禄在兰考治沙时的艰苦奋斗精神为主。
年，洛矿并入中信集团并更名为中信重工后，开始重视职工思想建设与企业文化。年，正值焦裕禄逝世40周年，公司建立了焦裕禄事迹陈列室，并在公司的中央大道竖起焦裕禄的半身铜像；年，中信重工党委又将企业中央大道命名为“焦裕禄大道”，年公司正式提出“中信重工的精神就是焦裕禄精神”。年1月，57年前由焦裕禄带领试制成功的中国首台Φ2.5米卷扬机重新回到一金工车间，成为企业新增的一处工业文化遗产，和焦裕禄大道、焦裕禄铜像、焦裕禄事迹展览馆一起，成为焦裕禄精神和公司企业文化的景观链，也成为所有入职新员工的参观培训内容。这些内容都在书中有反映。
一种精神的产生、形成来自于实践，是长期累积、升华的过程。我认为，洛矿对焦裕禄精神的逐步认识和弘扬，体现了红色基因是如何挖掘并传承的，当每一个个体都自觉地将自己作为企业及其精神的传承人时，工人群体便会培育出绵延不绝的精神动力。
■个人口述可以为宏大叙事“补白”
读+：用“口述史”方式研究当代中国的工业建设，有什么独特的价值？
周晓虹：还在口述史学诞生之前，恩格斯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中使用过口述资料。
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外，每一个体的鲜活历史和深邃感悟也应得到重视。每当历史车轮在每一个体的生命历程中驶过的时候，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辙印，并由此埋下他或她未来人生走向的草蛇灰线。在宏大的国家叙事的画卷上，如果缺少了形色各异的个体补白，那些本该栩栩如生流传下去的历史将难以显示自己内在的纹理。
我们无意于用个人口述取代国家叙事，但我们相信个人口述起码可以起到为国家叙事补白的作用，它使得我们的历史不仅全面，而且更为生动。
在有关口述史的讨论中，最具争议性的议题常常集中在口述史的真实性或口头资料来源的主观性上，这也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最大的区别。口述史既然是个体的生命过程、社会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叙事，就一定充满了主观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一句话，体现了个体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生活事件及其意义加以主观建构的能动性。
但是，其一，口述资料的主观性并非天生就是缺陷，有时它甚至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价值；其二，那些在客观上可能“不真实的”陈述，在主观的心理上或许恰恰是“真实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亲历者是如何对个人生活史中的重要事件加以理解和记忆的，常常能够“比实际准确的描述揭示出更多的东西”。
此外，团队做出很大努力，去查证、核实讲述者提供的各种细节。比如厂里有位老人，说他父亲获得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经核实，他父亲确实为核工业作出突出贡献，也受到奖励，但并没有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我们都在注解里说明了。